王賡武教授：一切都是「史」

國際知名歷史學家、香港大學第十一任校長王賡武教授：歷史是微觀至一個人的成長和背景，宏觀至組織、地區、國家和人類發展的過程，這些都是「與過去互動而成的關係」。要了解過去，今天才懂得選擇；要了解歷史，才懂得選擇過去的經驗來分析此刻發生的事情。

王賡武教授早前應港大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邀請，成為香港大學冼為堅傑出訪問教授（人文學科），由新加坡到港進行演講，期間出席港大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及國史教育中心舉辦的名家講座，以「『史』與歷史學」為題，與二百多位中學生分享：融匯古今，方能真正了解現在，規劃將來。

「『史』不完全是學術性的，跟『歷史學』有別。」被譽為「海外三大華人史學大師」之一的王教授指出，「史」的概念廣泛，與歷史學牽涉考證資料真偽不同。「我從來對『歷史課』不感興趣，但我想起來，我從小時候在海外長大，注意到人來自不同地方和背景，大部分都是移民，對他們的經驗、語言、宗教、文化、風俗習慣等都有興趣。每個人的背景都是個人歷史，推更遠的話就是他的國家、宗教等等，出發點都是由你的興趣開始。」

王教授說，人最重要的是要對自己的環境深入了解，「不管你住在哪，你家和鄰居的歷史、社會背景、建築、生活方式⋯⋯都有它的來源，這就是你對歷史最自然、最靠近的開始。」即便是小學生、年青人，都要面對歷史。「看甚麼書也好，作者的背景跟他所描寫的，和我們現在有甚麼不同或相同？有興趣的話，甚麼都是歷史。」

當一切都是歷史，中國傳統所指的「史」又是甚麼？王教授扼要點出中國古代典籍的四部分類法：「經、史、子、集」。他解釋，這文化產物大概由唐朝開始，從宋朝正式納入應用，當中的「經」以儒家思想主導，屬抽象的原則和理論；「史」則提供社會及國家之經濟和政治等發展實際的經驗，讓「經」的原則有所參照，產生更有血肉的價值，使人活學活用，古今融合，讓人更清楚地知道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社會變化。「這是互動的關係，但因為不是每一種事物、每一件事情都與現在有關，要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過去的話，你要選擇。要選擇，你得先要懂得過去。這是基本的出發點。」

王教授又提到「信史」的概念，即有文字及物件佐證的、較為可信的歷史，而司馬遷的《史記》及班固的《漢書》，均以有趣的寫法記下對國家發展或未來有用的歷史資料，成為了史的經典，建立日後撰寫歷史的標準，尤其是司馬遷身為朝廷史官，把整理和保留歷史的制度得以傳承下去，為後繼之人提供了有用的實錄。

不過，王教授指，史官所記載的正史以外的，都是被視為不能完全可信可用的「野史」，當大眾發覺正史涵蓋的根本不夠所需，又衍生了很多其他如通鑑、會要等說歷史的方法，使中國歷史傳統變得愈來愈豐富。

「歷史有兩個主要源流，一是政治源流，另一個是宗教。」在西方文藝復興時代，一神論是主流文化，歷史也是由基督教派來寫，發展到啟蒙時代，歷史更是有終點的，並開始著重科學，而科學不僅影響了工程、經濟等現代化過程，還影響了歷史發展，把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應用於挑選過去知識來分析現代問題，最終演變成歷史學等各種不同學科。

但是，當歷史也要科學化，「歷史學」變成了非常專門的史學如經濟史、勞工史、外交史等。由於過份專門，很多背景都無法說清楚，最理想的還是世界史和專門的史學都要平衡發展，在專業地深入了解某些問題時，同時要把知識統合起來，以廣闊看法來分析，才有助人類的發展需要。

王教授再提出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就是現代的「歷史學」都由西方的歷史觀來分析不同背景的歷史。「西方以至亞洲新一代史學家都有一個想法，以歐洲中心論為主導的歷史學，是否可接受？以不同角度分析全球史，才免誤解。」

「部分人接受西方如馬克斯、列寧史學的概念，但西方史學也有不同潮流，民族的、國家的，哪些合用？後來從爭論中，又演變出共產黨變成正統基礎，接受了馬列的階級觀來重新寫中國史。到二十世紀末，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又有一代不同史學家改變想法⋯⋯而官方、史學家各有看法，如何把中國史跟世界史結合起來？」

王教授認為，全球各國都在面對如何在世界史上把自己國家定位的問題，而一切都是態度攸關：「要了解並尊重別人歷史的不同出發點之道理，接受不接受是另一回事，要知道每個社會都有它的需要和動機，這樣才會對自己的社會、文化、國家、民族的出發點敏感一點，與別人相同的地方可以合作，不同的地方可辨別出來。」

「如何使我們的思想更開放、更進步？這是態度問題。要求同存異，先要真正了解別人的歷史，更要有同理心，明白別人的問題所在，互相幫助。我鼓勵大家用這方法去看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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