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投資銀行走向烽火大地：八十後的國際人

Copyright@ 2017.02.10 明周 《從投資銀行走向烽火大地：八十後的國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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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刻，他是一個考包尾的中三學生。

 

這一刻，他是國際投資銀行的精英。

 

這一刻，他已經身處一個地方，塔利班武裝分子、爆炸和飽受戰火折磨的平民百姓就在他的上下八方。

 

這一刻，飛向阿富汗的航班即將起飛。他有五秒時間，在機艙門關上之前，打一個電話。「我不幹了。」是的，那麼，一切就完結了。

 

在機艙門關上的一刻，他可以作出重要的決定。

 

「八十後」的葉維昌，那一刻，選擇了遺忘戰爭，還是毋忘初衷？

 

＊＊＊

巴勒斯坦、阿富汗、約旦、叙利亞、緬甸── 這些國家都是國際新聞的「常客」，通常配以槍林彈雨的衝突場面，葉維昌卻在以上地方都留下了足迹。

 

他目前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對外事務部項目經理，曾經擔任四年駐外代表，是機構現時唯一一位曾於戰區前線服務過的香港人。

中學包尾   變身投資銀行精英

葉維昌小時候在屋邨成長，中三還只是班上的包尾分子，之後成功入讀香港大學商學院，2004年畢業後更考入投資銀行。身為別人眼中的精英分子，得到一份足夠上車買樓的工作，是許多香港人求之不得的A餐。

 

畢業前有一個前輩跟他說，就算活到一百歲，人生第一個廿五年已經過了，最後一個廿五年又可能多疾病纏身。原來，一畢業，人生只剩下一半。「他問我：你希望這一半時間過得有幾精采？」

 

於是，他慢慢鋪排自己的B餐。「即使再給我一次機會，我還是會選擇這份B餐。」

 

葉維昌形容自己的中學生涯都在渾渾噩噩中度過，絕大部分時間都在打排球，大學選科，自己決定不了，由姊姊決定填報商科。他參加不同商科比賽，並與同學一起以「數碼面膜印刷」贏得比賽。

難忘肯雅男孩的夢想

大學商科第二年，人生路忽然變得清晰。

 

「港大有個說法叫magical second year， 好像所有機會都會在二年級出現。」入大學之前，葉維昌從未離開過香港。當時他報考國際交流計劃，得到兩個機會，一個是前往南非一間國際會計師樓實習，另一個是前往肯亞貧民區參與當地的生計項目。身邊許多老師和朋友都認為我應該選擇前者，但是他不想留在感覺舒服的地方，不想做習慣的事。「我選擇挑戰自己，選擇去肯亞。我會說，之後的一切，都是由肯亞開始的。」

 

葉維昌的任務是協助當地貧窮家庭運用第一筆資金，支持他們做小生意。貧民區內，六成人都染上了愛滋病。辦公的地方，同時有一個愛滋病孤兒中心。小朋友見到一個來自遙遠東方的陌生臉孔，非常高興，一湧而上，團團圍着他，抱住了他的雙腿。「你可以想像，那對我的衝擊有多大！」他明明知道愛滋病不會經由一般身體接觸傳播，但是依然不知所措。

 

「那個感覺，我記到今日。」有一個小男孩叫Michael，每天都會扯着葉維昌的衫尾在貧民區出出入入。葉維昌離開的時候，Michael說他會儲錢去香港。葉維昌吃了一驚：一個住在貧民區的愛滋病小孩，都會有自己的夢想。那一刻，他開始問自己：究竟自己的夢想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些能有空間追逐夢想的人，反而往往裹足不前？

沒有盡頭的長期戰爭

從肯亞回港後，接受了傳媒訪問，想不到，那篇訪問，讓葉維昌遇上後來的兩位人生導師，間接改變他對事物的看法和選擇。從事新聞多年、現為策展人的攝影師秦偉讀完訪問後，主動聯絡他見面。「一見面，他就問我： 對這個世界認識幾多？對政治問題了解幾多？ 他問我最欣賞的作家是誰，我說是戰地記者張翠容，他就介紹我們認識。」秦偉和張翠容跟他一起討論國際議題，由那時開始，兩人見證着他走向國際，走向戰火連天的地方。「秦偉帶着我探訪深水埗的劏房，去做《板間人生》攝影集。他說過，一個人無論做到幾高幾遠， 都不應該抽離對人的感覺。」

 

這句話，葉維昌在前線工作時一直銘記於心。「每一天在戰區面對着那麼多平民，我可以隨隨便便地派飯派水，到監獄探訪時，可以只是循例進行詢問，但是，我相信受助人會感受到，你是否真心對待他們。」之前的兩次世界大戰，有完整的開始和結束，但是今日的戰爭卻是持久戰。他駐守過的國家，戰爭都已經持續多年，反而漸漸被遺忘，成為無聲的災難。即使機構能為平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但是在看不見盡頭的戰爭下生活，不少親人「被失散」，他們遇到的精神壓力反而更難處理。

七年音信隔絕   家書抵萬金

葉維昌駐守緬甸時，曾經為幾個原本住在山區的在囚人士送信給家人，他們已經七年沒有聯絡。山區沒有網絡，沒有電話，沒有車輛可以到達，要從山路走過去，之後還要乘搭小艇。落船時葉維昌不慎被木板擦傷了，因為物資太重，當時沒有攜帶急救包。三個小時後， 他回到總部，發現整條小腿的血管呈紫色，傷口已經受到細菌感染。總部連忙把他送到仰光一間醫院，接受了十四日抗生素治療。

 

為了一封信，值得嗎？

 

「當我見被囚人士家人的第一滴眼淚，我就知道，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們急切地問葉維昌，是否親自見過他們的兒子。他給了正面的答覆。葉維昌接着又為他們拍照，準備送給他們在監獄中的親人。

炸彈和危險是你的近鄰

葉維昌在駐守巴勒斯坦十五個月之後，去了阿富汗，當地有塔利班武裝分子。葉維昌每天都聽到爆炸聲，每一次他都會立刻四處張望， 評估是否要逃生，確保同事安全。「工作期間我曾放假回港。最初幾日我一聽到街上有貨櫃車落貨的重擊聲，我都下意識周圍望。如果不是家人提醒，我也沒有察覺自己這樣緊張。」

 

假期結束後，葉維昌坐在回阿富汗的飛機上，看着機艙門徐徐關上，他的腦海出現了一把聲音說：「你還有五秒鐘，決定走，還是不走。」無論是多艱險的經歷，葉維昌憶述時都像是引述他人的故事般冷靜，唯獨憶述至此時， 他也忍不住扮演起當時的情境。「就像電影一樣，我問自己，其實打個電話回去，說一聲quit（退出）就可以，但是當我想起前線的同事，在持續戰爭下等待支援的平民、傷兵，我就跟自己說：坐低啦，起飛就起飛啦。」

 

雖然有那麼一刻想過「逃命」，但是落機時見到當地同事，大家就像兄弟般擁抱，別的話不必多說，說一句 “Muhammad, go back!” 就非常有默契地一起前行。「當我回到辦公室，坐在電腦前，看到一星期的計劃，項目的文件， 十個小時前在飛機上的逃跑念頭就會消失。」他對自己說：我會好好完成這件事。

敵人不在遠方

生活和工作都處於槍林彈雨之地，在那裏，最大的敵人是什麼？

 

「自己。」葉維昌幾乎不假思索地答：「首先要面對的是個人的恐懼。當你面對着一臉嚴肅的政府軍人或者連政府都管不到的武裝組織時，那個考驗就是，你有沒有膽量說『你真的做錯了』或者『開槍其實都有規矩』。」（按： 根據《日內瓦公約》，非戰鬥人員尤其是人道組織，受到條例保護。）

 

「第二要留意的，是個人的自大。」他真誠地說。

 

「我第一個被派駐的地方是巴勒斯坦，助手叫Akram，是一個巴勒斯坦人。他已經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服務了二十七年，年紀足夠做我爸爸。」Akram 拿到獎學金在英國完成碩士學位後，決定回國服務。雖然他的學歷足夠， 但是因為他本身是巴勒斯坦人，機構需要保持中立，所以他無法成為機構代表，不能代表機構與以色列政府磋商會面。

 

雖然葉維昌名義上是Akram的上司，要為他寫工作表現報告，可是他內心對這位同僚充滿尊敬。好幾次機構代表與平民會面時，以巴雙方發生衝突，催淚彈及石頭滿天飛，「如果不是有Akram帶我前往安全的地方，我根本不知如何是好。」Akram的家就在難民營，他家門前每日都會發生衝突，催淚彈已經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在槍林彈雨下談判

身在戰區或者衝突的最前沿，即使機構盡可能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前線人員總有機會遇上危險。為免父母擔心，葉維昌最初並無詳細說明工作情況。「我只是告訴他們，我平日都是在辦公室工作，都是穿着恤衫西褲。」可是他沒有提及，他是穿着恤衫西褲與荷槍實彈的武裝組織會面以及談判。2014年，他在阿富汗與塔利班對話，參與營救人質行動，相關訪問被香港媒體轉載後，父母才認識到兒子的工作並不是他所說的那樣輕鬆。

 

「由我離開投資銀行開始，父母一直都十分疑惑，到今日都認為這是一個『神經病』的決定。不過我很慶幸他們沒有阻止我的工作，沒有給我壓力。」

 

葉維昌與同事每天都在前線為平民家庭團聚而努力，放工後，他們打趣說，自己都要與家人團聚。於是，夜幕低垂，就是他們的上網時間。「我們會跑回宿舍，如果能連接到網絡信號，我們就致電給家人。」

 

這個電話，與其說是為了掛念，不如說是為了治癒。他不知道，為什麼每天都能在電話上談上一小時，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話分享。以前做銀行，在家裏住，朝見晚見，每天談話恐怕連十五分鐘也沒有。「也許是年紀大了，分開日子又長，反而會珍惜。」

 

社會常討論香港人欠缺國際視野，葉維昌卻成了一個「國際人」。每次前往新的國家，葉維昌都要熟讀當地的政治、歷史和文化知識。他覺得自己每兩年，就好像讀了一個碩士學位。書讀得多，戰禍見得多，赤子之心不變，最近與大學老師見面，他們覺得他還像剛畢業時一樣。「我也覺得，自己像一個小朋友，經常背着背囊到處去，跟讀大學時沒有太大分別。工作環境令我有動力一直學習，我很享受這個過程。」

 

香港是一個金融中心，投身金融商界或加入政府，是一般人心目中的「A餐」。不過，作為「A餐」的過來人，葉維昌覺得「B餐」也不錯。「其實，加入國際組織工作，也是一個出路，只是以往的教育，很少顧及這條出路。我是少數曾在前線工作的香港人，與不少地方組織溝通以後，他們都表示我為亞洲人帶來一個嶄新的形象。

 

「如果年輕人覺得香港目前沒有出路，為何不嘗試了解國際機構的工作？我們可以視之為一個新機遇，藉此培養新一批人才，提升整個城市的動力。」

不要做年老會後悔的決定

話雖如此，國際組織吸納人才，也是千挑百選。葉維昌由發現志向到開始籌備，直到重考後加入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足足用了九年時間。語言是其中一個障礙，因為組織總部設在瑞士的法語區日內瓦，傳統規定，成員都必須懂得法文。他在2008年離開投資銀行後，前往日本修讀國際關係碩士學位，之後又加入香港紅十字會往內地前線工作，累積各種相關經驗。

 

這些年來，一直在外國工作，葉維昌對國際問題熟悉，卻開始與香港脫節。「有朋友前來探訪，提到的『潮語』我都不懂，連『食花生』都不知道。」葉維昌說。

 

更大的鴻溝不是來自語言，而是來自價值觀。「搵錢無罪，夢想無分好壞，但你要肯定， 自己不是因為社會壓力而追逐某個指標。假如大半輩子追尋一個目標，到老才發現做錯了決定，那時要後悔就太遲了。」

 

紅十字國際委會員簡介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法語： 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 CICR；英語：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CRC）於1863年成立，是獨立和中立的人道組織，為國際及國內武裝衝突的受害者提供保護及援助，獲《日內瓦公約》授權，監察戰俘待遇及主動提供人道援助， 保護受難者的生命與尊嚴。同時，委員會亦因應作戰方式的發展，負責敦促各國政府修訂人道法。該組織是世界上獲得最廣泛認可的組織之一，並在1917年、1944年和1963年三次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何謂日內瓦公約

《日內瓦公約》（1949年）及其附加議定書（1977年）是組成國際人道法的主要條約，旨在保護非戰鬥人員、平民、戰俘，以及交戰各方的傷兵。公約限制交戰各方在敵對戰鬥中的行動，例如不能阻止人道組織從事保護與救濟平民之人道主義活動；禁止攻擊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相關的其他標誌、醫生、救護車或醫用船隻；白旗表示有意投降或想要談判，禁止向舉白旗的人員或車輛開火。

 

撰文: 伍詠欣     攝影: 劉玉梅